[摘要]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前天介绍，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早的国家，现行退休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的，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，“现在人口的预期寿命70多岁，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8000多万，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。”
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前天介绍，我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早的国家，现行退休政策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的，当时人口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，“现在人口的预期寿命70多岁，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8000多万，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。”
他表示，延迟退休将实行小步慢走，每年推迟几个月。经过中央批准以后，向社会公开方案，“会有一个预告期，若干年以后开始实施，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。”
但养老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不止包括是否公平，还包括扶养能力是否能够跟得上需求。目前，人口结构正处在快速老龄化的进程中，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5.5%，仅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就已达到8000多万人。与此同时，还出现了生育率下降、人口红利衰竭的明显迹象。这两种趋势的同时显现，导致养老保险的扶养比持续下降，在局部地区养老保险金已出现较大缺口。既要保障基本养老扶养能力，又要逐年提高养老待遇水平，延迟退休无疑是选项之一。实际上，提高法定平均退休年龄也是多数国家应对养老保障压力的主要方式。
推进延迟退休，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。劳动力基数、社会保障力度、就业率等因素的差异，决定了不能以多数国家执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延退标准，中国需要根据自身国情和养老制度特征，算出合理的平均退休年龄。
怎么算才合理？首先，延退应能起到弥补养老保险基金潜在缺口的作用。这也是延退的初衷之一。但弥补养老金缺口，不仅只有延退这一种方式。拓宽结余养老金投资渠道，可以起到比延退更大的作用。已经启动的养老金入市，就提高了养老金的预期。不过，实现这种预期，仅养老金入市还不够，关键是资本市场能够通过制度改进，为入市养老金提供价值投资的安全环境。如此，才能减轻延退的压力。
其次，延退应让能够创造更多附加值社会财富的人更充分地发挥作用。如此，才能避免出现延退者与有就业需求者争夺就业岗位的现象，让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，遏制人口红利衰竭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延退需要根据行业、岗位、工种的不同，进行更缜密的设计。
再次，延退不能造成养老待遇差异的进一步扩大。这就要求，在推进延退的同时，必须加快推动养老双轨制并轨。实际上，从延退追求的预期效果来看，在创造财富的岗位推行延退，比在包括消耗财富的所有岗位一刀切式延退，更有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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